伤病员绑扎固定、人工呼吸和人工胸外按压术、潜水救生、心理疏导、绞车操控及索降、空投救援……将这些专业技术集于一身的“超级英雄”，并非只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现实生活中，他们的职业叫作水上救生员。

    “江风白浪起，愁煞渡头人”，修庙建塔、敬香礼佛以祈求平安，无非是众生的美好愿望，而积极有效的救助措施，才是生命和财产的保障。水上救生员分为潜水救生员、船艇救生员和直升机救生员，分布于沿海、江河流域、规模较大的湖、矿和水库等内陆水域。水上救生员职业有世界大家庭，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有水上救生员专业队伍或机构。

    从古代的“众筹”救生，到今天“三位一体”的中国救捞，水上救生员已发展为身兼数能、责任重大的关键角色，茫茫大海上，他们的降临就是“生的希望”。

  上海救捞局。                                    广州救捞局。

    唐代时，长江镇江沿岸延绵数十里，渡口星罗棋布，江上船行如梭，水上人命事故时有发生。据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载，那时已有专门从事水下打捞和水上救助的职事人员，且出现了在大江大河的水驿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用于救生的船站。

    宋代诞生了兼有救生性质的官船渡。宋代乾道年间，时任镇江郡守蔡洸在西津渡“命置巨舫五，仍采昔人遗制，各植旗一，以‘利、涉、大、川、吉’为识”，并限定载客人数，这是首次见诸史册的官渡和救生性质的机构，也是后来救生会的雏形。

救生会旧址。

    镇江西津渡过街石塔北侧，有一幢建筑，门额上写着“救生会”。走进大门，是一座六角凉亭，转弯便是一栋总面积不足200平方米的两层楼建筑，一楼原为获救人员暂住地，二楼为议事场所，内部装饰朴素简洁，北面石墙上镌刻有当年捐资的善士姓名，世代铭记。目前这里已成为中国镇江救生会博物馆，展示着近800年间救生会的发展历程。楼对面则是三开门面的平房，这就是镇江西津古渡救生会旧址。

    西津渡外，白浪滔滔，西津渡上，义渡救生。千百年以来，义渡红船在沉浮于白浪里的落难者眼中，不啻是苦海慈航。

    镇江西津古渡救生会旧址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中国救捞文物，是中国水上救助发展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见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水上救生员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

    时间来到元代，战事频扰，西津渡口江霸横行，官渡私渡交织，船舶遇险待援、乘客落水待救时有发生。延佑至泰定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廷圭铁腕整治，下令在西津渡新增15艘救生渡船。其后，他进一步取消了西津渡口官渡船票，多重举措受到百姓拥戴。

    明朝正统年间，巡抚侍郎周忱打造了2艘救生专用船，并招募了30余名水性好的水手“济渡救生”。他带领民工修筑西津渡口的石堤，方便救生船直抵码头，方便乘客登船渡江。这是长江水域真正意义上的专业救助队伍。

    明末清初，金山寺僧和邑中士绅在金山脚下设救生红船数艘。救生红船船体鲜红，船头有虎头雕刻。当时江面设有多个关卡，红船俨然现代公务警船，一路畅通无阻。红船的出现以及皇家的褒奖，促进了官府对人命救助的重视。

    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镇江京口士绅15人，捐资在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了“京口救生会”。时值江面大风，有一艘船遭遇风浪倾覆，救生会及时派出救生红船出动救助，救活1人并拖回难船，旗开得胜，一时街头巷尾奔走相告，成为美谈。京口救生会的义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纷纷捐资捐款。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韶关晏公庙旧址建屋3间作为新的会址。

    京口义士蒋豫与后人苦心经营京口救生会连续7代，计140多年，他们前赴后继，为救生会的存续与发展呕心沥血，留下了一段大义赞歌。成为中国救生历史中的佳话。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救生会重修韶关会所。1923年，为了改善西津渡口经常出事的状况，在马隽卿等人努力下，成立了“普济轮渡局”，购置了“普济”号轮渡船。镇江的小火轮业务逐渐发展，江面船只航行管理得到提升。至民国年间，京口救生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昔日繁华的渡口已成为现代都市里的一道风景，救生红船也已成为一段尘封的记忆，但他们的丰功伟绩被镌刻在那里，熠熠生辉，照耀着救捞人的前路。

救生红船。

 走出中国特色救捞发展之路

救生员执行任务。

    水上救生员专业队伍主要集中在“中国救捞”。解放初期，由于多年战争，在全国主要江河和沿海港口留下了大批沉船沉物。打捞沉船沉物、疏通航道，迅速实现通航，同时修理打捞起的沉船增加运力，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可谓当务之急。

    1951年8月24日，经政务院批准，中国人民打捞公司在上海成立，后改名为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仅有一艘125千瓦的拖轮“盘山”号和其他陈旧的小型平驳10余艘，确定了“打捞工作重点放在长江，打捞工作择有打捞价值及妨碍航道者先办”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中国人民打捞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国家专业救助打捞机构的诞生。

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成立初期的装备——拖轮“盘山”号。

    随着打捞工作的开展，救助工作开始列入重要日程。1955年前后，原交通部在天津、青岛、上海、广州及湛江等地的港务部门部署了救助拖轮。1956年6月，中、朝、苏三国在莫斯科召开海上救助会议，签订了《关于在救护海上遇难的人命和救助遇难船舶及飞机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简称《三国救助协定》），1957年3月，原交通部、海军司令部、水产部联合印发“关于共同进行海难救助工作的指示”（简称“三部联合指示”）。1958年7月原交通部部长王首道批示：海难救助与打捞合并。其后，上海打捞工程局的“救捞并举，捞服从救”工作方针调整为“救捞并举，以救为主，清除航道障碍，按需捞拆”。上海打捞工程局改名为“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由此，中国救捞事业开始了以打捞为主，向救捞并举，以救助为主的转变。同年6月，上海打捞局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了一批潜水员。

    为了加强对海上救助打捞的统一领导，1978年4月，原交通部在部内设立了职能部门——海难救助打捞局，全国沿海救助网建设也列入了议事日程。至1980年，基本形成了从北至南的沿海救助网。至上世纪80年代，救助站点达到了17个，救助船舶实行24小时值班待命制度。

    改革开放后，自1981年起国家对救捞系统的财政政策，由统收统支全额拨款，改为实行事业费差额预算包干补贴。在事业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1982年原交通部党组制定了“保证救助、广开门路、多种经营”的救捞工作方针。这针对专业救助力量在我国短缺经济阶段维持生存十分必要。2003年3月，国家对救捞合一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组建专业海上救助机构，成立北海、东海、南海救助局，组建专业海上打捞机构，原三个救助打捞局更名为烟台、上海、广州打捞局，救助打捞单位由交通部救助打捞局实行统一管理。至此，中国救捞事业进入了科学发展、实现跨越的历史新阶段。

    目前，我国已在沿海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救捞网络，形成了救助队伍、打捞队伍、飞行队伍“三位一体”的队伍建制；承担了人命救助、财产救助、环境救助“三位一体”的岗位职责；具备了空中立体救助、水面快速反应、水下潜水打捞“三位一体”的综合功能。“中国救捞”三个“三位一体”的特色，使自身具备了应对和处置各类海上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强化了公益性应急抢险救助打捞的行业特性，奠定了救捞专业队伍的整体战斗力、核心竞争力，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救捞发展之路。

本文图片由 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 提供